墨子出身賤人,先學於儒,後不滿,逐立墨家。於戰國時代與楊朱、孟子等人一時瑜亮。
然而「不入於楊,則入於墨」的風氣,於戰國以後便隨即消失,獨留下孟子等儒家學說。大抵這是基於墨子楊朱等人是一群理想主義者,於戰國時代尋求亂世中的安寧而建立的思想。此一群理想主義者(墨家)主要目的為建構大同世界,與儒家思想殊途同歸,但細節卻又處處不同。其不同可見於墨家所主張的墨家十務大多針對儒學而立,而十務亦將抵觸各個層面的利益。正是如此,墨家只能顯於一代,而終不敵時間之磨洗。現以墨子及其十務(即欲兼爱、非攻、天志、明鬼、非命、非禮非樂、節葬、節用、尚賢、尚同)析論其悲於何處:
首先,於天命觀(天志、明鬼、非命)之上。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,「天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」承言其希望人因此而相親相愛,達成天的期望,而天亦掌管人世間之禍福,一早已控制各人的命運,可謂天志無常。如此同時,鬼神作為掌善罰惡的存在,執行天的意志,使人有所懼,亦由此達成「今若使天下之人，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，則夫天下豈亂?」原本,單單以以上主張,是可以令墨子的學說基礎借天命而穩固之,即上承商朝以來民眾迷信而易於管治,使天下太平的理想。
但墨子於此其中再提出非命的觀點,希望人們能減少懶惰,多點工作,增加產量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,而正正是此論,使其學說基礎出現矛盾,而矛盾在於墨子言天掌命運,又言人可自掌命運,此則何說當否?當一學說出現自常矛盾,不但是創說者之過,亦將成為其他學派的攻擊目標。
但縱貫來說,墨子出身賤人,在社會流動性不高的情況下,當然認為天有意志,使其身份陷於賤民而非上層,但若非其非命,怎會創造出墨子的學說?此處之所以為矛盾,其實亦可視之為悖論,但當時墨子何以想到?若苛求其學說沒有矛盾,難免苛求古人。
其次,在政治觀(尚賢、尚同、非攻)之上。尚賢固然是正確選擇,只因中國本是賢均從眾的社會,以賢人作主導實無不妥之處。不問階級、不問親疏、不問出身,若是能做到此階段,當然是好。可惜人性本異,在古代社會親疏要分得清楚,才可以保障己身的利益,不同地方不同國家人各有異,大體只有秦國才能不利親疏,唯才是用,但獨獨是秦國,於戰國時代又有何用?再試問在當時時勢,東齊怎會用蠻楚之人?怎會用西秦之人?而秦國統一天下後,更下了逐客書,將天下遊士逐出政府,那麼尚賢,賢還在何處?
另一問題則出於尚同之上,尚同在於主從思想一致,方便行政行事,可惜「小人同而不和」此處非說墨家小人,而是墨家不自覺步入小人的道路,走向失敗。若一政府出現有如<<1984>>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情況,政府而至全國上下思想統一,不許人有獨立思想,連人類的自由意志亦要抹殺,四周的人想法完全一致,若只有自己特別不同,自己卻被當成瘋子,這終究是太可怕了,根本難以想象。
看來,大抵只有非攻才是最正確的主張,生靈塗炭對世界確無好處,但太正確的主張在「竊國者侯,竊釣者誅」的亂世,又有何國能用?若一年只有一兩次"義戰"已經對人間大大的可憐。可憐墨子等人為追求世道和平,但受於時代所限,亦只能有一小撮人追求,於亂世之中對正道不離不棄。尚賢固然是好、尚同若是能便利政令下達,提升政治效率及適度的寞鬆,亦是好、非攻更是理想的追求,但在多而複雜的局限條件之下,墨家最終只能落回天志的結局。
及後,在經濟觀(非禮非樂、節葬、節用)即墨家較為著重於資源的保存多於運用,雖然有基礎經濟主義滲於其中,如節用,節葬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減少了浪費,但只留於減少浪費的層面,卻不明白消費不增,未來資源只會不斷下降的結果。與此同時,對於用的追求,從來是人奮鬥的原動力,若節用,則每人根本無需追求,只需有食有飲則可,維持生存已經是最大的目標,言則每一人過的都是顏回的生活,但事實上世間又有多少個顏回?
而非禮非樂在一定程度否定了情感價值,中國自商周而來一直有「崇德報功,慎終追遠」的習慣,若連後人敬拜祖先亦認為可免則免,在當時實在是光怪陸離。在亂世,宗族已經難以維持,若連拜祭祖先的傳統亦要停止,宗族後代只會失去其價值承傳,一代如是,數代如是,最終真的會「無父無君、禽獸也」。同時明鬼要人信鬼神,現在又不予人制鬼神,不單是祭祀問題,而是矛盾再現的問題。
最後而最重要的是「兼愛」。此主張乃集其他九務而想達成的最終目標。此目標如儒家思想所說的大同世界大抵相同,同於大家亦是追求「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」。但墨家是急進,儒家慢熱,墨家認為天下大亂,若非直接到達大同境界,天下是不能和平的。儒家則認為可以進五步,退兩步,退而求其次亦是折衝方法。
墨子一門,其追求過於理想化,主張十務,其道在於救天下人於苦海,而其言亦必信,其行必果,以自身度天下苦厄。但現實殘酷,彷彿天意難違。一小撮人的追求最終只限於一小撮人,難以遵守的墨家主張最終比人所離棄。墨家於後代化繁為簡形成任俠精神,也許,是悲劇中的另一結局。
然而「不入於楊,則入於墨」的風氣,於戰國以後便隨即消失,獨留下孟子等儒家學說。大抵這是基於墨子楊朱等人是一群理想主義者,於戰國時代尋求亂世中的安寧而建立的思想。此一群理想主義者(墨家)主要目的為建構大同世界,與儒家思想殊途同歸,但細節卻又處處不同。其不同可見於墨家所主張的墨家十務大多針對儒學而立,而十務亦將抵觸各個層面的利益。正是如此,墨家只能顯於一代,而終不敵時間之磨洗。現以墨子及其十務(即欲兼爱、非攻、天志、明鬼、非命、非禮非樂、節葬、節用、尚賢、尚同)析論其悲於何處:
首先,於天命觀(天志、明鬼、非命)之上。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,「天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」承言其希望人因此而相親相愛,達成天的期望,而天亦掌管人世間之禍福,一早已控制各人的命運,可謂天志無常。如此同時,鬼神作為掌善罰惡的存在,執行天的意志,使人有所懼,亦由此達成「今若使天下之人，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，則夫天下豈亂?」原本,單單以以上主張,是可以令墨子的學說基礎借天命而穩固之,即上承商朝以來民眾迷信而易於管治,使天下太平的理想。
但墨子於此其中再提出非命的觀點,希望人們能減少懶惰,多點工作,增加產量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,而正正是此論,使其學說基礎出現矛盾,而矛盾在於墨子言天掌命運,又言人可自掌命運,此則何說當否?當一學說出現自常矛盾,不但是創說者之過,亦將成為其他學派的攻擊目標。
但縱貫來說,墨子出身賤人,在社會流動性不高的情況下,當然認為天有意志,使其身份陷於賤民而非上層,但若非其非命,怎會創造出墨子的學說?此處之所以為矛盾,其實亦可視之為悖論,但當時墨子何以想到?若苛求其學說沒有矛盾,難免苛求古人。
其次,在政治觀(尚賢、尚同、非攻)之上。尚賢固然是正確選擇,只因中國本是賢均從眾的社會,以賢人作主導實無不妥之處。不問階級、不問親疏、不問出身,若是能做到此階段,當然是好。可惜人性本異,在古代社會親疏要分得清楚,才可以保障己身的利益,不同地方不同國家人各有異,大體只有秦國才能不利親疏,唯才是用,但獨獨是秦國,於戰國時代又有何用?再試問在當時時勢,東齊怎會用蠻楚之人?怎會用西秦之人?而秦國統一天下後,更下了逐客書,將天下遊士逐出政府,那麼尚賢,賢還在何處?
另一問題則出於尚同之上,尚同在於主從思想一致,方便行政行事,可惜「小人同而不和」此處非說墨家小人,而是墨家不自覺步入小人的道路,走向失敗。若一政府出現有如<<1984>>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情況,政府而至全國上下思想統一,不許人有獨立思想,連人類的自由意志亦要抹殺,四周的人想法完全一致,若只有自己特別不同,自己卻被當成瘋子,這終究是太可怕了,根本難以想象。
看來,大抵只有非攻才是最正確的主張,生靈塗炭對世界確無好處,但太正確的主張在「竊國者侯,竊釣者誅」的亂世,又有何國能用?若一年只有一兩次"義戰"已經對人間大大的可憐。可憐墨子等人為追求世道和平,但受於時代所限,亦只能有一小撮人追求,於亂世之中對正道不離不棄。尚賢固然是好、尚同若是能便利政令下達,提升政治效率及適度的寞鬆,亦是好、非攻更是理想的追求,但在多而複雜的局限條件之下,墨家最終只能落回天志的結局。
及後,在經濟觀(非禮非樂、節葬、節用)即墨家較為著重於資源的保存多於運用,雖然有基礎經濟主義滲於其中,如節用,節葬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減少了浪費,但只留於減少浪費的層面,卻不明白消費不增,未來資源只會不斷下降的結果。與此同時,對於用的追求,從來是人奮鬥的原動力,若節用,則每人根本無需追求,只需有食有飲則可,維持生存已經是最大的目標,言則每一人過的都是顏回的生活,但事實上世間又有多少個顏回?
而非禮非樂在一定程度否定了情感價值,中國自商周而來一直有「崇德報功,慎終追遠」的習慣,若連後人敬拜祖先亦認為可免則免,在當時實在是光怪陸離。在亂世,宗族已經難以維持,若連拜祭祖先的傳統亦要停止,宗族後代只會失去其價值承傳,一代如是,數代如是,最終真的會「無父無君、禽獸也」。同時明鬼要人信鬼神,現在又不予人制鬼神,不單是祭祀問題,而是矛盾再現的問題。
最後而最重要的是「兼愛」。此主張乃集其他九務而想達成的最終目標。此目標如儒家思想所說的大同世界大抵相同,同於大家亦是追求「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」。但墨家是急進,儒家慢熱,墨家認為天下大亂,若非直接到達大同境界,天下是不能和平的。儒家則認為可以進五步,退兩步,退而求其次亦是折衝方法。
墨子一門,其追求過於理想化,主張十務,其道在於救天下人於苦海,而其言亦必信,其行必果,以自身度天下苦厄。但現實殘酷,彷彿天意難違。一小撮人的追求最終只限於一小撮人,難以遵守的墨家主張最終比人所離棄。墨家於後代化繁為簡形成任俠精神,也許,是悲劇中的另一結局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
注意：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。